周叔弢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，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中的杰出代表，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。他以毕生精力兴办民族实业，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，为壮大中国的民族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也是我国古籍文物收藏家、版本学家，并将终身收藏的珍本、古印全部无代价地献给国家。

　　周叔弢是一位著名藏书家。他收藏了大量的宋、元、明三代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善本书，许多古籍是无价之宝。

　　周叔弢从青年时代起就爱买书。他为了收藏我国古籍，几乎花费了毕生的心血。他个人的经营所得，大部分用来购书。他把收购善本书当成最大的乐趣，七七事变以前，周叔弢购得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荛圃翁“陶陶室”所藏《陶渊明集十卷》，这是珍品，他异常欣喜。他渴望能买到“陶陶宝”的第二部珍藏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。后来得知这部珍品竟被北京一个书商买去。这个书商知道周叔弢要购此书的急切心情，竟向周索要4000元，折合时价可买面粉四千多袋。为了避免珍贵古籍失散，周叔弢还是下了决心，不惜以重金买下这部书。

　　解放前的旧中国，大量的佳刊秘籍国粹瑰宝流散国外。周叔弢对此深感痛惜。1933年，周叔弢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列有中国宋、元、明本古籍图书几百余种，有的是他在国内看过、鉴赏过的，如北宋版唐代大诗人杜牧之祖杜祐所编之《通典》，宋刻绍兴本的《东观余论》，实为海内孤本。而书价昂贵，非周叔弢个人所能赎买。《通典》索价为1.5万元，《东观余论》也需1000元。周叔弢以1000元赎《东观余论》璧还故土，同时为《通典》等国粹仍流落东瀛而奔走呼吁，希望国家或国人富有财力者赎之归国，但终未能办到。周叔弢赎得《东观余论》回归之日，心绪万端，那正是外侮日深的时候，周叔弢提笔作跋，除记叙赎书的原委之外，还不胜慨叹说:“独念今者，边氛益亟，日蹙地奚止百里，当国者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，余乃告此故纸，不使沦于异域，书生之见亦浅矣！恐人将笑我痴绝无以自解也！意！”数十年来，每闻有古籍文物流往国外，周叔弢无不慨然心伤，而且不惜重金辗转索求，唯恐失之眉睫。他曾以1万元的代价收购险落东瀛的石涛名画《巢湖图》。他说:“为护一国宝，万元非靡费，虽手头拮据一时，无惶恤也！”

　　作为一位爱书如命的收藏家，周叔弢收集古刻名钞，既不是为了附庸风雅，更不像众多古籍收藏家那样希望“子孙永宝”，而是为了不让中外的文化贩子、投机商人把中国文化珍品盗运国外。1942年，他眼看许多艺术宝藏被外国人买走，盗走，十分痛心。

　　他根据当时的形势，估计再收购善本书是太难了，他在自订善本书目的同时，写下了几句留给子孙的话:“生计日艰，书价益贵，著录善本，或止于斯矣！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，然数十年精力所聚，实天下公物，不欲吾子孙私守之。四海澄清，宇内无事，应举赠国立图书馆，公之世人，是为善继吾志。倘困于衣食，不得不用以易米，则取平值也可，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，庶不负此书耳！壬午元旦弢翁至嘱！

　　全国解放后，周叔弢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政党，人民政府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，因此，当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国效力的同时，决定将凝聚着自己毕生心血的藏书，奉献给国家。

　　1949年7月，周叔弢到北平开会，在书肆看到宋版《经典释文》第一册。他深知这是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二部散出的难得的珍本，就用高价买下，捐献给国家，使珍贵的善本得以完璧。